在湖北省武汉市，有一座专为遗体捐献者树立的纪念碑，1540位捐献者的姓名按照捐献时间依次镌刻在上面。其中的一位捐献者是一位96岁的老者，是一位从抗战的烽火中走来的老共产党人，他生前履行着誓言，身后留下了口碑。他的名字叫沈因洛。
1937年，日本军机的轰炸击碎了沈因洛医学救国的梦想，他来到延安，进入抗大，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从此投笔从戎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分别参加了“百团大战”和中原突围，枪林弹雨，出生入死。有一张照片是解放后他在解放军某部任政治部副主任时拍下的。60年代初，正在广东的他突然接到上级命令，让他告别部队，去武钢工作。
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，加上苏联中止援建，撤走专家，使武钢处境艰难，沈因洛来这里担任副经理，他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环境。
他注意到，武钢职工上下班大都乘坐闷罐车，车里不仅没有座位，而且采光不好，通风不畅，更危险的是，铁路的路基与地面有较大落差，而上下车却没有站台。几万人上班，天天都要爬上去，沈因洛建起了站台。
建好了站台，加装了遮雨篷和照明灯，沈因洛又专程赶到北京请示领导，将闷罐车改成了客运车，之后还增开了班车。他觉得，大伙儿上班已经够辛苦了，如果在上下班的路上还要付出这么多辛苦，那便是领导工作不到位。做领导，凡事要想着职工。
文革期间，沈因洛受到了冲击和排挤，但在关键时刻，他依然像军人一样勇于担当。1970年，武钢发生一起煤气爆炸，连续五六声巨响，房屋倒塌，浓烟一片。
这时沈因洛来了，他带领大家切断电源和煤气，清点人数，把伤者送往医院抢救，然后组织恢复生产，直到一切就绪他才回去。
那个时候的钢产量是中国工业化的“第一标志”，为了完成出钢任务，沈因洛两次累倒在平炉旁边。为了让武钢站上新的平台，1972年到1981年，他作为企业一把手，带领大家完成了一米七轧机的建设，这个项目的投产一举改变了我国钢材品种结构。
1982年，沈因洛从武钢调任湖北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。本来同在武钢工作的爱人可以随调到省直单位，可他不同意，非但不同意，还动员爱人提前退休，怕因为他而受到特殊照顾。
沈因洛认为，担任组织部长是组织对自己的信任，而要确保秉公办事，就要减少亲属接受照顾的可能。同时，更不放松对自身的要求。
沈因洛生前秘书胡爱民说，他从来没有收过任何一个市县的土特产。有一次，一个市委书记给他一点新茶，沈因洛拒绝了。大家说出钱买吧，沈因洛说，买也不可以，要买就去商场买，而不是在官场。
在担任湖北省委主要领导之后，他担任了省政协第六届委员会主席、党组书记。多名政协老干部反映，他当主席五年，为湖北省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制度化、规范化打下了坚实基础。1995年8月，沈因洛离休了，而在离休之后，他依然关注时事，关注热点。省纪委的工作人员就曾收到他寄来的署名信。
这封信反映的是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，特别是党风政风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，包括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以权谋私。这封信通篇没有涉及到个人的任何利益诉求，而是完全站在党的事业和国家发展的角度来提出问题，落款就是沈因洛。
到了2014年，沈因洛已是94岁高龄，他走不动了，不得已坐上了轮椅。可即便这样，他依然参加所属党支部的每一次活动，依然保留着调查研究的习惯，不能实地考察，他便委托别人帮他搜集情况。
沈因洛知道，每个人的生命都会无可避免地走向终结，对于身后之事，他也早有考虑。多年来，他一直珍藏着1983年8月16号的《人民日报》，因为刊登在上面的《把遗体交给医学界利用的倡议》，他是发起人之一。为履行诺言，9年前，他就来到湖北省红十字会，在《遗体捐献申请书》上亲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捐献遗体除了本人自愿，还要亲属同意。沈因洛拖着病体一边宽慰家人，一边以理相劝。他说：“遗体捐献，是以有用之躯，尽最后有用之力。我就是要活着不争利，死后不占地”。
今年2月20号，沈因洛突发心脏衰竭，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历程，悲痛之中，家人帮他完成了捐献遗体的遗愿。
沈因洛走后，在整理遗物时，家人从他的房间里发现了厚厚的一叠捐款收据，共计106张，捐助对象分别为省慈善总会、残联、“希望工程”、“春蕾行动”以及革命老区，还有一些日记本，大家看到，几乎每本的扉页上，他都摘抄了这两句古诗。
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。”
沈老的一生是不平凡的。他近百年的人生历程，正伴随着民族从屈辱走向复兴，国家从衰败走向强盛，他亲历过、他参与了、他期盼着，所以他才那样去选择。现在他走了，他留下的精神财富其实是笔沉重的托付，接过这笔财富的人，受到他的感召的人，都有义务让老人期盼的梦想早日实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