罗湖口岸连接着香港和深圳，是香港和内地之间最早通行的陆路口岸，也是香港人往返内地走的最多的一个口岸。从早上6点半到午夜12点，平均每天差不多有20多万人次通关往返于两地。香港回归祖国20年，罗湖口岸的情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不同于20年前查验手续的繁复和等待，现在通关已经变得非常简单，走电子通道十来秒钟就可以搞定，正是通过一个个这样的口岸越来越多的香港人进入到内地。20年过去了，他们找到了哪些新的事业呢?
早晨7点，家住深圳的香港市民黄菁红把儿子送上开往香港的校车。
两个儿子都在香港读书，夫妇俩在深圳工作。每日奔波于深圳、香港两地的生活，已经是一家人的常态。
黄菁荭的父母是上世纪60年代由内地迁往香港的，她的丈夫陈嘉钊则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。2005年，因为想换住一套大房子，同时又被深圳的各种机会所吸引，黄菁荭一家从香港搬到了深圳。
就在黄菁荭一家搬到深圳的同一年，80后的香港小伙子钟毅考上了广州美术学院，从香港来到了内地。
在广州美术学院度过的大学生涯，改变了钟毅的人生轨迹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钟毅在查资料时看到了古代汉服的图片。当时只有20岁的钟毅深深陷入了对汉服的迷恋中。
钟毅迫切地想把这些漂亮的样式做出来，让所有人看到。他甚至和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，穿上自制的汉服上街开展推广活动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钟毅慢慢意识到，制作简陋的汉服，不分场合地展示，并不能让人对传统文化产生好感。而只有静下心来，把服装做好，才能让人们感受到传统服饰的端庄之美。
大学毕业后，钟毅没有回到香港，而是留在了广州。他认为，做传统服饰文化，文化的根肯定在内地。
就在香港小伙子钟毅为汉服着迷的时候，2006年，内地的小伙子陆仪却舍弃了大学里的稳定工作，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，从西安来到了香港参加一场面试。
那一年的2月，香港特区政府推出了“优才计划”，吸引优秀外地人才来香港定居。计划颁布后没过几个月，香港中乐团的一纸招聘启事就传到了内地。
陆仪说他上学的时候看过香港中乐团去西安的两场演出，对于学民乐的他来说感觉非常震撼。当知道香港中乐团招聘时，他就想来香港打拼。
在中国传统音乐领域，香港中乐团是非常优秀的演出团体，也代表了一个艺术的高度。经过几轮复试，陆仪和来自西安的任钊良、来自上海的张重雪等人作为“优才计划”选中的人才被留在了香港，开始了自己的追梦之旅。但初来乍到，香港的生活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美好。陆仪吃不惯当地的饭菜，任钊良也听不懂别人说什么。
抛家舍业、远赴香港的年轻音乐家们最初遇到了生活上的种种不适，但好在香港中乐团汇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音乐人，在这里，不管是香港人还是内地人，彼此之间都有着不言自明的默契。
从广州美院毕业的大学生钟毅开始了创业。钟毅发现，即使身在内地，要把几百年前的服饰文化挖掘整理出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打版、实验需要大量资金，钟毅夫妻把钱全投进去了，生活都成了问题，需要家里资助。
在最困难的日子里，钟毅几乎要打道回府，回香港去了。幸好在广州，他有很多志同道合的伙伴，在他们的支持下，钟毅坚持了下来。
2008年，在深圳创业的黄菁荭找到了自己的事业，她和其他一些家长组织了深港跨境学童家长会，为跨境学童提供上学咨询及校车接送等服务。她的丈夫陈嘉钊则立志考取内地的律师执照，经过十年苦读，终于在2015年通过了内地的司法考试。
十年里，中国的法律有很多修订，陈嘉钊背了旧的，又背新的，一边学习，一边更新。回首十年，陈嘉钊说，香港人里怕是没几个人能像他一样，能够逐条讲清楚内地司法取得了哪些的进步。
来深圳的前几年，陈嘉钊还时常怀念香港的生活，他总念叨自己是香港人，还是回去生活更方便。后来，在深圳待得久了，回香港的事儿越来越少提起。
现在，他们的家在福田口岸旁边，每天陈嘉钊都会步行通过口岸旁边的十字路口，到市中心的一家律师事务所上班。有一次，他在直行时被右拐的车辆险些撞到，把他吓出一身冷汗。
陈嘉钊打电话给有关部门反映这个问题，对方回复，在绿灯情况下，车辆右转是合法的。而陈嘉钊黄菁荭夫妇认为这样是很危险的，出了事故负责也很难界定，对方说他们会跟进。
陈嘉钊不厌其烦，打了好几次电话跟进这个事，三个月后的一天，他突然发现，福田口岸路口的灯变了。现在各个路口在人行横道是绿灯的情况下，都不允许右转车辆通过。陈嘉钊觉得政府能接受他的意见进行改进，让他非常有成就感。不知不觉中，陈嘉钊已经以深圳市民自居。
钟毅也在广州安了家，有了可爱的孩子。他的汉服事业越过最困难的瓶颈期，开始蒸蒸日上，现在他设计制作的精美服饰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和接受。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，而他也是经济大潮中努力工作的一员。
在香港中乐团工作的十一年里，来自内地的年轻音乐家们在事业上不断进步，在生活上也日渐融入。作为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，香港汇聚了东西方文化的精华，充满创新的活力，这些都让从事传统民乐的陆仪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欢乐，寻找自己事业梦想的同时，陆仪也深深爱上了香港。
